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

　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“硕果仅存”的唯一革命根据地，为红军三大主力长征提供了“落脚点”，为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“大本营”放在西北提供了条件，为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、挺进抗日前线提供了“出发点”。

　　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刘志丹、谢子长、习仲勋为主要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。八七会议后，中共在西北领导了清涧起义、渭华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。以刘志丹、谢子长、习仲勋为主要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，艰苦斗争，终于在陕甘边区和陕北地区建立起革命武装，开展土地革命，形成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。

　　1935年2月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举行联席会议，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、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，统一领导陕甘边区、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主力及游击队。从此，两个革命根据地统称陕甘革命根据地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，陕甘革命根据地北到长城，南至淳化，西达固原，东到黄河，有36个县和一个特区。1937年3月改为陕甘宁特区，5月改为陕甘宁边区。

 

 

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军委旧址

 

　　陕甘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创建、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宝贵经验。在自然环境极端艰苦的西北、在远离中共中央的情况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陕甘革命根据地，打退国民党军多次进攻，排除党内历次右倾和“左”倾错误的干扰，创造了丰富的具有陕甘地区特色的历史经验。

　　坚持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。通过实践检验，陕甘地区共产党人认识到，纯粹的军事运动如果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，以起义官兵为主体的武装起义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。从此，把开展武装斗争与发动贫苦农民开展分地、分粮、分财物，抗税、抗租、抗债、抗粮、抗款结合起来，把建立红军和游击队同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，把土地革命与建立工农政权结合起来，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起来，逐渐赢得了主动，打开了新的局面。

　　坚持具有陕甘特色的“梢林主义”。把根据地叫做“梢林”，这是从三原、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。在敌我力量对比上，革命力量处于劣势，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。在平原上对于敌人有利，对于革命力量则有害。“梢林”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，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，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。虽然“梢林”人口稀少，经济文化落后，环境极其艰苦，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。因此，共产党组织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，然后组织武装队伍，开辟根据地，建立革命政权。

　　坚持革命统一战线。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证明，搞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只会孤立自己，对革命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。所以，对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势力，总是努力进行争取；凡是同情、倾向革命的地方势力，都热忱相待。对于某些贫困农民被逼无奈结成的土匪，则经过长期改造成为游击队，引上革命道路。这样，减少了敌对势力，增加了革命力量。

　　坚持党的群众路线。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过程中，刘志丹、谢子长、习仲勋等始终相信群众、依靠群众、植根群众、服务群众，成为西北地区著名的群众领袖。习仲勋经常和同志们一起，深入群众，深入实际，深入基层，逐村调查研究，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开展工作，一家一户地做群众工作，相继组织起农会、贫农团、赤卫队和游击队，开展打土豪、分田地、抗租、抗捐、抗税、分粮斗争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，建立各级民主政府。

　　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三大主力长征提供了“落脚点”。1935年7月、8月、9月的《大公报》，曾经连续报道陕甘红军活动的消息。7月23日天津《大公报》报道：“陕北匪共甚为猖獗，全陕北23县，几无一县非赤化……全陕北赤化人民70余万，编为赤卫军者20万，赤军者2万。”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正是从《大公报》对于陕甘地区“赤化情况”的连续报道中得出结论：陕甘地区存在着刘志丹等率领的红军，具有相当实力，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，建立有革命根据地。9月28日，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，正式决定将陕甘地区作为长征“落脚点”。

　　在“左”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期丧失了南方的全部革命根据地，长征中的红军三大主力无处落脚的情况下，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三大主力提供了长征“落脚点”，这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