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报讯（记者 柯进 禹跃昆）“善政必简，政贵有恒。在深化教育领域‘放管服’改革、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过程中，首要解决的问题，就是教育行政权力配置的科学性与效率性问题。”3月3日，在长江教育研究院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的2019北京长江教育论坛上，全国人大代表、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华中师大教授周洪宇建议，着力推进政府转变教育行政职能，大力削减教育行政审批事项，认真实施“三个清单”管理制度，进一步推进教育领域简政放权。

　　“要真正释放基层教育改革的活力和创造力，就要敢于自我革命，要积极实行简政放权，把该放的放掉，把该管的管好，做到不缺位、不越位、不错位，构建‘政府管教育、学校办教育、社会评教育’的新型关系。”周洪宇建议，教育行政部门应全面清理规范性文件，减少教育行政审批申请材料。同时，规范教育审批事项和流程，实行网上审批，推行多证合一和一证多用等，简化申报手续，缩短审批时限，砍掉审批过程中的繁文缛节，简化审批服务中的各种“要件”、程序、环节等，切实方便学校和群众办事。

　　“‘放管服’改革中的‘放’，并不意味着放手不管！而是关键在于要依法利用好权力清单、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‘三个清单’，依法管好‘看得见的手’、用好‘看不见的手’、挡住‘寻租的黑手’。”周洪宇认为，以厘清政府的教育“责任清单”和“权力清单”，来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和责任边界，既防止政府权力“越位”，又防止政府责任“缺位”；在教育领域实行“负面清单”制度，其实就是划定底线和禁区，即清单之外的，政府不再审批，各类主体都可依法进入，这样，就可尽量缩小政府审批的范围，加上清单相对明确和透明，有利于减少审批自由裁量权，释放基层教育改革的活力和创造力。